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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通识教育:柏杨《中国人史纲》荐读(“人史”)

文章来源: 雅博体育app发布时间:2021-10-04 21:21
本文摘要:《中国人史纲》作品导读:中国人配合的家族史、最好读的中国通史。柏杨名著《中国人史纲》,代表的是作家写史的一个高度,是平民治史的一个高度。 在将历史写得精彩悦目又不乏深刻洞见方面,无人可以逾越,甚至可以说,连个堪称及格的竞争者都没有。在体例上,本书有至少以下突出的特点:洒脱自在、游刃有余的表述。作者经常开门见山又一针见血地进入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最关键的人物,分析勾勒,寥寥数笔,便使历史中那些老朽的事件和人物神采顿生,也使隐藏在历史积尘下的规则与真相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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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史纲》作品导读:中国人配合的家族史、最好读的中国通史。柏杨名著《中国人史纲》,代表的是作家写史的一个高度,是平民治史的一个高度。

在将历史写得精彩悦目又不乏深刻洞见方面,无人可以逾越,甚至可以说,连个堪称及格的竞争者都没有。在体例上,本书有至少以下突出的特点:洒脱自在、游刃有余的表述。作者经常开门见山又一针见血地进入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最关键的人物,分析勾勒,寥寥数笔,便使历史中那些老朽的事件和人物神采顿生,也使隐藏在历史积尘下的规则与真相昭然若揭。每章最后的“工具方世界”一节,别具匠心和视野。

宋明之后,尤其是十六世纪开始,西方政治文明突破性地生长起来,科技之光兴起,中西方的生长遂于此分道扬镳,并终于导致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不堪收拾。今天的人在扼腕叹息之余,更应该明确到,不仅仅从中国来看中国历史,和不仅仅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未来的生长,是何等须要和意义特殊。本书特有的以世纪分章和以问题分节,不以帝王年号而以普遍的公历算法来纪年,和将一个世纪分成十个年月来划分表现,等等做法,都使得全书脉络清晰,重点主题一目了然,大大地利便了阅读。

富于文采的白话文字,这可从《史纲》内里不多的几处古诗翻译就可以看出,其用词之妙与精准,绝对可让作者跻身于白话文大师之列。大量地以表格来取代冗长叙事的方式,既简练明晰,也大大地增加了阅读的愉悦感。《中国人史纲》不仅是柏杨先生史学著作的代表作,更是中国历史通俗写作中的良好开拓之作、引领之作。在同类书中,还没有一个及格的竞争者。

本书完成于牢狱之中,以世纪为经,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写到20世纪初;以事件为纬,内容涵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篇幅浩荡,文字流通生动,结构精练紧凑。自面世以来,不停再版,深受接待,成为中国人相识中国通史的首选书籍,在青年学子中更险些人手一册。柏杨的史观以“人”为中心,自称是平民著史、狱中著史,“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所以取名《中国人史纲》,重点在“人”。柏杨一生履历崎岖,因有大磨难,所以有大怨愤与大悲悯,这种情怀始终激荡在文字里,才使得柏杨作品的魅力不因时间的流逝而稍有减衰。

柏杨作者简介:柏杨(1920~2008),人文大师,今世华文世界不朽的阅读图腾,自称是“野生动物”。听说,出生于1920年。河南辉县西关人。

不知道出生日期,最被认可的生日是3月7日,以纪念1968年被捕入狱的日子。一生念过许多个学校,但从没有拿过一张文凭,为上大学数次使用假学历证件,曾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历史学家唐德刚有这样一句话:“柏杨的生平,在他呱呱坠地之日始,便组成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宗尺度化的形象——他是受‘晚娘’荼毒的一个小孤儿。

”1949年,到台湾。1953年,揭晓平生第一篇文字。1960年,开始以“柏杨”之名写作杂文专栏。

1968年,因“鼎力大举水手事件”,被判正法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后又被减为8年。1977年4月1日获释,实际被囚禁9年又26天。影响两岸中国人数十年的人物,人文大师。

从1950到2004年,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五年专栏,十年史学写作,十年人权,有华人处,就流传着柏杨的作品。《中国人史纲》总序 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我笃志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另外另有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员要我们“快快乐乐过一个端阳节”,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划定每人禁绝持有三本以上的书,所以只写了一半。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台北,几经转折,三部书稿陆续地重回到身边。面临着汗迹斑斑,颜色枯黄了的纸册,我有无限地感恩和热情。

但书稿似乎太多了,从地面险些直堆到腰际。想到它们在成书之后,每部势将都在一千页以上,我茫然地忧虑到出书的难题。幸而星光出书社司理林紫耀先生绝不犹豫地慷慨承当,并为它命名为《柏杨历史研究丛书》,使我由衷地感动。不外三部书稿并不是根据顺序发排的,而是倒转过来顺序发排的。

并非居心或愿意如此,种种原因之下,只有如此。这只属于小节,当三部书陆续出齐的时候,出书时间的先后,就不重要了。

二 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孝敬,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南诏、勃海,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

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除了表现纪年的主要功效外,另外还表现祈福、赞美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都市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当中海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给,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国境内就先后泛起了十六个年号。

即令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王朝第三任天子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南周第一任天子武(上明下空)在位的时间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

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吻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

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其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那就是,在时间距离上,造成严重地杂乱。

我们可以试行作一次检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的谜底固然是相距五年。这谜底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一二六四,一个始于一三三五。再试行作第二次检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长寿元年,又相距几年?谜底是它们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外几月。

如果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月,因为它可能是纪元前六年,可能是纪元后三三○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八年。所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争分夺秒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须要。我们斗胆地绕过年号,接纳公元纪年,希望能简朴迅速,而又正确无讹地立刻明晰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号和国号是第二个大的困扰。

十九世纪时,外国人曾讽刺中国不外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引起国人的恼怒。其实在萨了尼亚王国以意大利作为国号之前,意大利也是一个地理名词。现在斯里兰卡共和国建设,锡兰也同样成为地理名词。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设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帝国。当中国陷于破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国并存,就更谁也都不是中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景观,即四千多年历史中,从黄帝到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境内泛起了像样的或不像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国和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却没有一个是用“中国”显示他们的性质的。

我们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战争”,在正式官文书上却是甲午“清日战争刀。这种情形,使王朝号、国号,跟年号一样,造成史籍的杂乱。因为谁也没有标出中国的缘故,就发生了谁在中国历史职位上是“正统”的争执,这争执由政治渗入学术,使从事历史事情的史学家,头上都似乎悬着巨斧。

司马光在他的编年史《资治通鉴》中,曾为此舌敝唇焦,解释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弑君、罪恶昭彰的政权用它们的年号作为正朔,用它们的王朝作为正统。但他这部价值千金,被后世列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天子为它写了一篇序的缘故,恐怕早被查禁毁版。

于是集叛徒、土匪、强盗、无赖子一身的朱全忠之类,明显只是一小块土地的盘据局势,年号却成正朔,王朝却成为了正统,因而使中国发生了一种可耻的“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历史上的忠奸贤愚、是非黑白,遂大量地受到颠倒、破坏,甚至被恶毒的一笔抹杀。我们现在对所有的王朝号、国号,以及年号——包罗通常有纪录的草泽英雄们,以及他们所定的王朝号、国号、年号,作一个彻底而广泛的整理,排列出来,由分类而归纳,提供出一个工具性质的参考资料,可以迅速而轻便地找出所需要的谜底。同时,我们更作一个从无前例的斗胆实验。

即以“世纪”为单元,以公元纪年为纪年,而将王朝号、国号、年号,置于次要的职位。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其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

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其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其中国人为荣。

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驻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我们以“世纪”为单元叙述是强调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响,我们绝不认为后梁帝国是正统,而前蜀帝国是僭伪;更不认为清王朝是正统,而郑乐成是海盗。

唐亡,不是中国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灭。清亡,也不是中国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灭。中国固屹立如故。

中国科举制度有它的功效和孝敬,但它的副产物之一是,造就出来一其中国所特有的“政界”社会阶级,在这个社会阶级中,恭维帝王成为一项主要的课题。体现最强型的莫过于媚态可掬的加到活帝王头上的尊号和加到死帝王头上的谥号(为了行文便利,我们用“尊号”包罗“谥号”)。

上古时候,这些尊号不外一个字两个字,如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第一任王姬发,不外被尊为“武王”。随着恭维技术的字斟句酌,到了纪元十五世纪之后,如清王朝第三任天子福临,他的尊号是“礼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宏功至仁纯孝章天子”,竟多到二十五个字,全都是从字典上挑选出来的最漂亮的词汇。有些人从没有当过帝王,也会在他们头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号,当唐王朝大祭“玄元天子”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书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李耳。

在史籍引叙原文的时候,这种尊号更显示出没有原则的一面,像谈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外是东汉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却一会称他是“大祖”,一会称他是“武天子”,混淆的水平,使我们不知道所说何人,又置身何地。我们固然体谅并同情古史学家的可悲处境,但我们也不掩饰我们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从最简朴的“王妃”到那拉兰儿“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个用全力摧毁自己所向导的清王朝女人,竟拥有这么漫长肉麻当有趣的尊号,使我们忍不住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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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最大的磨难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们所作的是对中国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虽没有实质上当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号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们所生的数不清的亲王、公主,作一个地毯式地搜索,将他们的头衔、年事、在位时间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加以仔细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由辛苦地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的相识。最后,我只能用很是少的几句话,说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态度是中国人的态度。

差别于“奉旨修史”的官员态度,也差别于以王朝为主,以帝王将相为主,以统治阶级自居的态度——他们把利益所从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国放在第二位。我们阻挡“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在那种史观上,许多丑陋被美化,许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国人磅礴坚强、汹涌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却被丑化。

如三保太监下西洋,传统历史责备他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们则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最伟大的海上英雄。我们坚持的尺度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不掩饰污点,犹如美国历史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孝敬。

中国人相识中国历史,应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许多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只不外知道一个片断,而这片断还多数来自和戏剧。

中国历史书籍之多,占世界第一位,但却使人有一种杂芜缭乱的感受。即令把正史能倒背过来,对相识中国历史生长的脉络,仍没有太大的资助。

况且我们没有时间读完正史,也没有文言文的修养去读正史。司马迁缔造了一种新形式的史籍,这形式在纪元前较简朴的社会还可以应付。

可是史学家却被这种形式酱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更糟糕的是,它被改为断代史。幸好中国的王朝不停变换,如果像日本那样万世一系,凭据“国(王朝)亡才修史”的老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家。

这些国(王朝)亡了才编纂出来的正史,又不外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数取材于该人物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以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职位。通常善于恭维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职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子在纪念他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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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古典音乐,瞥见我开始弹钢琴时,很是兴奋。他为人极为平和,对人更是温柔。

”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所提供的资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子所提供的,更为可信。所以,我们在接纳正史资料时,都一一加以判断。三 意不尽而言不能不尽,最后,我愿述及我对丛书处置惩罚的愿望。我虔敬地把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献给孙观汉先生。

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赠给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赠给陈丽真女士,用以表达我无穷的谢意。

我和孙观汉先生——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迄今还没有见过面,但我荟萃全世界感恩的言语都表达不尽我的心田。像我这样眇小的人物和离奇的遭遇,不外是大时代中的一粒灰尘,随风飘荡,微不足道。但孙观汉先生,亘古以来,却只此一人。

有人把孙观汉先生比为左拉,但孙观汉先生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辛。他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为营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朋侪,支付他的眼泪,尊严、时间、款项和康健,而且十年如一日。

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气,不仅是为我一小我私家,而是对祖国一片丹心和对人类一片爱心。西方有句谚语说:“为朋侪死易、找到一个值得为他死的朋侪难。”而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庆幸。

苍天可鉴,为孙先生,我死而无恨。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识时,她还是一个发与耳齐的女学生。

她第一次给我写信,那么流通和那么有深度,使我震惊。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后,她到台北飞机场接我归来的时候,已是大学教授了。年事、知识、智慧和社会履历的增长,使她更坚定对我的资助——包罗精神的和物质的,也更坚定她对民族的爱、对人道的爱和对人权的尊敬。

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显示出来,她是一位孝女。陈丽真女士是我的读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来探望我之后,她就成为我的学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离子散之际,她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探望我,给我寄衣服食物,末了还为我作保。

她为了资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侪所没有遭受到的风暴攻击,险些使她精神失常;但经由无数次恐惧哭泣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温温暖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

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这些艰难写出的书稿,会遭受到什么运气。所以不行制止地会错误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现在,总算陆续地付梓,当丛书出齐之日,我以为我对我的民族和对我的朋侪;已尽了我最大的责任和献出我最大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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